「碰壁」之余

女师大事件在北京似乎竟颇算一个问题，号称「大报」如所谓《现代评论》者，居然也「评论」了好几次。据我所记得的，是先有「一个女读者」的一封信，无名小女卒，不在话下。此后是两个作者的「评论」了：陈西滢先生在《闲话》之间评为「臭毛厕」，李仲揆先生的《在女师大观剧的经验》里则比作戏场。我很吃惊于同是人，而眼光竟有这么不同；但究竟同是人，所以意见也不无符合之点：都不将学校看作学校。这一点，也可以包括杨荫榆女士的「学校犹家庭」和段祺瑞执政的「先父兄之教」。

陈西滢先生是「久已夫非一日矣」的《闲话》作家，那大名我在报纸的广告上早经看熟了，然而大概还是一位高人，所以遇有不合自意的，便一气呵成屎橛，而世界上蛆虫也委实太多。至于李仲揆先生其人也者，我在《女师风潮纪事》上才识大名，是八月一日拥杨荫榆女士攻入学校的三勇士之一；到现在，却又知道他还是一位达人了，庸人以为学潮的，到他眼睛里就等于「观剧」：这是何等逍遥自在。

据文章上说，这位李仲揆先生是和杨女士「不过见面两次」，但却被用电话邀去看「名振一时的文明新戏」去了，幸而李先生自有脚踏车，否则，还要用汽车来迎接哩。我真自恨福薄，一直活到现在，寿命已不可谓不长，而从没有遇见过一个不大认识的女士来邀「观剧」；对于女师大的事说了几句话，尚且因为不过是教一两点功课的讲师，「碰壁之后」，还很恭听了些高仁山先生在《晨报》上所发表的伟论。真的，世界上实在又有各式各样的运气，各式各样的嘴，各式各样的眼睛。

接著又是西滢先生的《闲话》：「现在一部分报纸的篇幅，几乎全让女师风潮占去了。现在大部分爱国运动的青年的时间，也几乎全让女师风潮占去了。……女师风潮实在是了不得的大事情，实在有了不得的大意义。」临末还有颇为俏皮的结论道：「外国人说，中国人是重男轻女的。我看不见得吧。」

我看也未必一定「见得」。正如人们有各式各样的眼睛一样，也有各式各样的心思，手段。便是外国人的尊重一切女性的事，倘使好讲冷话的人说起来，也许以为意在于一个女性。然而侮蔑若干女性的事，有时也就可以说意在于一个女性。偏执的弗罗特先生宣传了「精神分析」之后，许多正人君子的外套都被撕碎了。但撕下了正人君子的外套的也不一定就是「小人」，只要并非自以为还钻在外套里的不显本相的脚色。

我看也未必一定「见得」。中国人是「圣之时者也」教徒，况且活在二十世纪了，有华道理，有洋道理，轻重当然是都随意而无不合于道的：重男轻女也行，重女轻男也行，为了一个女性而重一切女性或轻若干女性也行，为了一个男人而轻若干女性或男性也行……。所可惜的是自从西滢先生看出底细之后，除了哑吧或半阴阳，就都坠入弗罗特先生所掘的陷坑里去了。

自己坠下去的是自作自受，可恨者乃是还要带累超然似的局外人，例如女师大——对不起，又是女师大——风潮，从有些眼睛看来，原是不值得提起的，但因为竟占去了许多可贵的东西，如「报纸的篇幅」「青年的时间」之类，所以，连《现代评论》的「篇幅」和西滢先生的时间也被拖累著占去一点了，而尤其罪大恶极的是触犯了什么「重男轻女」重女轻男这些大秘密。倘不是西滢先生首先想到，提出，大概是要被含胡过去了的。

我看，奥国的学者实在有些偏激，弗罗特就是其一，他的分析精神，竟一律看待，不让谁站在超人间的上帝的地位上。还有那短命的Otto Weininger，他的痛骂女人，不但不管她是校长，学生，同乡，亲戚，爱人，自己的太太，太太的同乡，简直连自己的妈都骂在内。这实在和弗罗特说一样，都使人难于利用。不知道咱们的教授或学者们，可有方法补救没有？但是，我要先报告一个好消息：Weininger早用手枪自杀了。这已经有刘百昭率领打手痛打女师大——对不起，又是女师大——的「毛丫头」一般「痛快」，他的话也就大可置之不理了罢。

还有一个好消息。「毛丫头」打出之后，张崧年先生引「罗素之所信」道，「因世人之愚，许多问题或终于不免只有武力可以解决也！」（《京副》二五○号）又据杨荫榆女士，章士钊总长者流之所说，则捣乱的「毛丫头」是极少数，可见中国的聪明人还多著哩，这是大可以乐观的。

忽而想谈谈我自己的事了。

我今年已经有两次被封为「学者」，而发表之后，也就即刻取消。第一次是我主张中国的青年应当多看外国书，少看，或者竟不看中国书的时候，便有论客以为素称学者的鲁迅不该如此，而现在竟至如此，则不但决非学者，而且还有洋奴的嫌疑。第二次就是这回佥事免职之后，我在《莽原》上发表了答KS君信，论及章士钊的脚色和文章的时候，又有论客以为因失了「区区佥事」而反对章士钊，确是气量狭小，没有「学者的态度」；而且，岂但没有「学者的态度」而已哉，还有「人格卑污」的嫌疑云。

其实，没有「学者的态度」，那就不是学者喽，而有些人偏要硬派我做学者。至于何时封赠，何时考定，却连我自己也一点不知道。待到他们在报上说出我是学者，我自己也借此知道了原来我是学者的时候，则已经同时发表了我的罪状，接著就将这体面名称革掉了，虽然总该还要恢复，以便第三次的借口。

据我想来，佥事——文士诗人往往误作签事，今据官书正定——这一个官儿倒也并不算怎样「区区」，只要看我免职之后，就颇有些人在那里钻谋朴缺，便是一个老大的证据。至于又有些人以为无足重轻者，大约自己现在还不过做几句「说不出」的诗文，所以不知不觉地就来「慷他人之慨」了罢，因为人的将来是想不到的。然而，惭愧我还不是「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」式的理想奴才，所以竟不能「尽如人意」，已经在平政院对章士钊提起诉讼了。

提起诉讼之后，我只在答KS君信里论及一回章士钊，但听说已经要「人格卑污」了。然而别一论客却道是并不大骂，所以鲁迅究竟不足取。我所经验的事委实有点希奇，每有「碰壁」一类的事故，平时回护我的大抵愿我设法应付，甚至于暂图苟全。平时憎恶我的却总希望我做一个完人，即使敌手用了卑劣的流言和阴谋，也应该正襟危坐，毫无愤怨，默默地吃苦；或则戟指嚼舌，喷血而亡。为什么呢？自然是专为顾全我的人格起见喽。

够了，我其实又何尝「碰壁」，至多也不过遇见了「鬼打墙」罢了。

九月十五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