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 7 / 28 章

不是信

《华盖集续编》· 鲁迅

《华盖集续编》封面
原文

不是信

一个朋友忽然寄给我一张《晨报副刊》,我就觉得有些特别,因为他是知道我懒得看这种东西的。但既然特别寄来了,姑且看题目罢:《关于下面一束通信告读者们》。署名是:志摩。哈哈,这是寄来和我开玩笑的,我想;赶紧翻转,便是几封信,这寄那,那寄这,看了几行,才知道似乎还是什么「闲话……闲话」问题。这问题我仅知道一点儿,就是曾在新潮社看见陈源教授即西滢先生的信,说及我「捏造的事实,传布的『流言』 ,本来已经说不胜说」。不禁好笑;人就苦于不能将自己的灵魂砍成酱,因此能有记忆,也因此而有感慨或滑稽。记得首先根据了「流言」,来判决杨荫榆事件即女师大风潮的,正是这位西滢先生,那大文便登在去年五月三十日发行的《现代评论》上。我不该生长「某籍」又在「某系」教书,所以也被归入「暗中挑剔风潮」者之列,虽然他说还不相信,不过觉得可惜。在这里声明一句罢,以免读者的误解:「某系」云者,大约是指国文系,不是说研究系。

那时我见了「流言」字样,曾经很愤然,立刻加以驳正,虽然也很自愧没有「十年读书十年养气的工夫」。不料过了半年,这些「流言」却变成由我传布的了,自造自己的「流言」,这真是自己掘坑埋自己,不必说聪明人,便是傻子也想不通。倘说这回的所谓「流言」,并非关于「某籍某系」的,乃是关于不信「流言」的陈源教授的了,则我实在不知道陈教授有怎样的被捏造的事实和流言在社会上传布。说起来惭愧煞人,我不赴宴会,很少往来,也不奔走,也不结什么文艺学术的社团,实在最不合式于做捏造事实和传布流言的枢纽。只是弄弄笔墨是在所不免的,但也不肯以流言为根据,故意给它传布开来,虽然偶有些「耳食之言」,又大抵是无关大体的事;要是错了,即使月久年深,也决不惜追加订正,例如对于汪原放先生「已作古人」一案,其间竟隔了几乎有两年。——但这自然是只对于看过《热风》的读者说的。

这几天,我的「捏……言」罪案,仿佛只等于昙花一现了,《一束通信》的主要部分中,似乎也承情没有将我「流」进去,不过在后屁股的《西滢致志摩》是附带的对我的专论,虽然并非一案,却因为亲属关系而灭族,或文字狱的株连一般。灭族呀,株连呀,又有点「刑名师爷」口吻了,其实这是事实,法家不过给他起了一个名,所谓「正人君子」是不肯说的,虽然不妨这样做。此外如甲对乙先用流言,后来却说乙制造流言这一类事,「刑名师爷」的笔下就简括到只有两个字:「反噬」。呜呼,这实在形容得痛快淋漓。然而古语说,「察见渊鱼者不祥」,所以「刑名师爷」总没有好结果,这是我早经知道的。

我猜想那位寄给我《晨报副刊》的朋友的意思了:来刺激我,讥讽我,通知我的,还是要我也说几句话呢?终于不得而知。好,好在现在正须还笔债,就用这一点事来搪塞一通罢,说话最方便的题目是《鲁迅致bb》,既非根据学理和事实的论文,也不是「笑吟吟」的天才的讽刺,不过是私人通信而已,自己何尝愿意发表;无论怎么说,粪坑也好,毛厕也好,决定与「人气」无关。即不然,也是因为生气发热,被别人逼成的,正如别的副刊将被《晨报副刊》「逼死」一样。我的镜子真可恨,照出来的总是要使陈源教授呕吐的东西,但若以赵子昂——「是不是他?」——画马为例,自然恐怕正是我自己。自己是没有什么要紧的,不过总得替bb想一想。现在不是要谈到《西滢致志摩》么,那可是极其危险的事,一不小心就要跌入「泥潭中」,遇到「悻悻的狗」,暂时再也看不见「笑吟吟」。至少,一关涉陈源两个字,你总不免要被公理家认为「某籍」,「某系」,「某党」,「喽罗」,「重女轻男」……等;而且还得小心记住,倘有人说过他是文士,是法兰斯,你便万不可再用「文士」或「法兰斯」字样,否则,——自然,当然又有「某籍」……等等的嫌疑了,我何必如此陷害无辜,《鲁迅致bb》决计不用,所以一直写到这里,还没有题目,且待写下去看罢。

我先前不是刚说我没有「捏造事实」么?那封信里举的却有。说是我说他「同杨荫榆女士有亲戚朋友的关系,并且吃了她许多的酒饭」了,其实都不对。杨荫榆女士的善于请酒,我说过的,或者别人也说过,并且偶见于新闻上。现在的有些公论家,自以为中立,其实却偏,或者和事主倒有亲戚,朋友,同学,同乡,……等等关系,甚至于叨光了酒饭,我也说过的。这不是明明白白的么,报社收津贴,连同业中也互讦过,但大家仍都自称为公论。至于陈教授和杨女士是亲戚而且吃了酒饭,那是陈教授自己连结起来的,我没有说曾经吃酒饭,也不能保证未曾吃酒饭,没有说他们是亲戚,也不能保证他们不是亲戚,大概不过是同乡罢,但只要不是「某籍」,同乡有什么要紧呢。绍兴有「刑名师爷」,绍兴人便都是「刑名师爷」的例,是只适用于绍兴的人们的。

我有时泛论一般现状,而无意中触著了别人的伤疤,实在是非常抱歉的事。但这也是没法补救,除非我真去读书养气,一共廿年,被人们骗得老死牖下;或者自己甘心倒掉;或者遭了阴谋。即如上文虽然说明了他们是亲戚并不是我说的话,但因为列举的名词太多了,「同乡」两字,也足以招人「生气」,只要看自己愤然于「流言」中的「某籍」两字,就可想而知。照此看来,这一回的说「叭儿狗」(《莽原半月刊》第一期),怕又有人猜想我是指著他自己,在那里「悻悻」了。其实我不过是泛论,说社会上有神似这个东西的人,因此多说些它的主人:阔人,太监,太太,小姐。本以为这足见我是泛论了,名人们现在那里还有肯跟太监的呢,但是有些人怕仍要忽略了这一层,各各认定了其中的主人之一,而以「叭儿狗」自命。时势实在艰难,我似乎只有专讲上帝,才可以免于危险,而这事又非我所长。但是,倘使所有的只是暴戾之气,还是让它尽量发出来罢,「一群悻悻的狗」,在后面也好,在对面也好。我也知道将什么之气都放在心里,脸上笔下却全都「笑吟吟」,是极其好看的;可是掘不得,小小的挖一个洞,便什么之气都出来了。但其实这倒是真面目。

第二种罪案是「近一些的一个例」,陈教授曾「泛论图书馆的重要」,「说孤桐先生在他未下台以前发表的两篇文章里,这一层『他似乎没看到』 。」我却轻轻地改为「听说孤桐先生倒是想到了这一节,曾经发表过文章,然而下台了,很可惜」了。而且还问道:「你看见吗,那刀笔吏的笔尖?」「刀笔吏」是不会有漏洞的,我却与陈教授的原文不合,所以成了罪案,或者也就不成其为「刀笔吏」了罢。《现代评论》早已不见,全文无从查考,现在就据这一回的话,敬谨改正,为「据说孤桐先生在未下台以前发表的文章里竟也没想到;现在又下了台,目前无法补救了,很可惜」罢。这里附带地声明,我的文字中,大概是用别人的原文用引号,举大意用「据说」,述听来的类似「流言」的用「听说」,和《晨报》大将文例不相同。

第三种罪案是关于我说「北大教授兼京师图书馆副馆长月薪至少五六百元的李四光」的事,据说已告了一年的假,假期内不支薪,副馆长的月薪又不过二百五十元。别一张《晨副》上又有本人的声明,话也差不多,不过说月薪确有五百元,只是他「只拿二百五十元」,其余的「捐予图书馆购买某种书籍」了。此外还给我许多忠告,这使我非常感谢,但愿意奉还「文士」的称号,我是不属于这一类的。只是我以为告假和辞职不同,无论支薪与否,教授也仍然是教授,这是不待「刀笔吏」才能知道的。至于图书馆的月薪,我确信李教授(或副馆长)现在每月「只拿二百五十元」的现钱,是美国那面的;中国这面的一半,真说不定要拖欠到什么时候才有。但欠帐究竟也是钱,别人的兼差,大抵多是欠帐,连一半现钱也没有,可是早成了有些论客的口实了,虽然其缺点是在不肯及早捐出去。我想,如果此后每月必发,而以学校欠薪作比例,中国的一半是明年的正月间会有的,倘以教育部欠俸作比例,则须十七年正月间才有,那时购买书籍来,我一定就更正,只要我还在做「官僚」,因为这容易得知,我也自信还有这样的记性,不至于今年忘了去年事。但是,倘若又被章士钊们革掉,那就莫明其妙,更正的事也只好作罢了。可是我所说的职衔和钱数,在今日却是事实。

第四种的罪案是……。陈源教授说,「好了,不举例了。」

为什么呢?大约是因为「本来已经说不胜说」,或者是在矫正「打笔墨官司的时候,谁写得多,骂得下流,捏造得新奇就是谁的理由大」的恶习之故罢,所以就用三个例来概其全般,正如中国戏上用四个兵卒来象征十万大军一样。此后,就可以结束,漫骂——「正人君子」一定另有名称,但我不知道,只好暂用这加于「下流」人等的行为上的话——了。原文很可以做「正人君子」的真相的标本,删之可惜,扯下来粘在后面罢——

「有人同我说,鲁迅先生缺乏的是一面大镜子,所以永远见不到他的尊容。我说他说错了。鲁迅先生的所以这样,正因为他有了一面大镜子。你听见过赵子昂——是不是他?——画马的故事罢?他要画一个姿势,就对镜伏地做出那个姿势来。鲁迅先生的文章也是对了他的大镜子写的,没有一句骂人的话不能应用在他自己的身上。要是你不信,我可以同你打一个赌。」

这一段意思很了然,犹言我写马则自己就是马,写狗自己就是狗,说别人的缺点就是自己的缺点,写法兰斯自己就是法兰斯,说「臭毛厕」自己就是臭毛厕,说别人和杨荫榆女士同乡,就是自己和她同乡。赵子昂也实在可笑,要画马,看看真马就够了,何必定作畜生的姿势;他终于还是人,并不沦入马类,总算是侥幸的。不过赵子昂也是「某籍」,所以这也许还是一种「流言」,或自造,或那时的「正人君子」所造都说不定。这只能看作一种无稽之谈。倘若陈源教授似的信以为真,自己也照样做,则写法兰斯的时候坐下做一个法姿势,讲「孤桐先生」的时候立起作一个孤姿势,倒还堂哉皇哉;可是讲「粪车」也就得伏地变成粪车,说「毛厕」即须翻身充当便所,未免连臭架子也有些失掉罢,虽然肚子里本来满是这样的货色。

「不是有一次一个报馆访员称我们为『文士』 吗?鲁迅先生为了那名字几乎笑掉了牙。可是后来某报天天鼓吹他是『思想界的权威者』 他倒又不笑了。

「他没有一篇文章里不放几枝冷箭,但是他自己常常的说人『放冷箭』 ,并且说『放冷箭』 是卑劣的行为。

「他常常『散布流言』 和『捏造事实』 ,如上面举出来的几个例,但是他自己又常常的骂人『散布流言』 『捏造事实』 ,并且承认那样是『下流』 。

「他常常的无故骂人,要是那人生气,他就说人家没有『幽默』 。可是要是有人侵犯了他一言半语,他就跳到半天空,骂得你体无完肤——还不肯甘休。」

这是根据了三条例和一个赵子昂故事的结论。其实是称别个为「文士」我也笑,称我为「思想界的权威者」我也笑,但牙却并非「笑掉」,据说是「打掉」的,这较可以使他们快意些。至于「思想界的权威者」等等,我连夜梦里也没有想做过,无奈我和「鼓吹」的人不相识,无从劝止他,不像唱双簧的朋友,可以彼此心照;况且自然会有「文士」来骂倒,更无须自己费力。我也不想借这些头衔去发财发福,有了它于实利上是并无什么好处的。我也曾反对过将自己的小说采入教科书,怕的是教错了青年,记得曾在报上发表;

不过这本不是对上流人说的,他们当然不知道。冷箭呢,先是不肯的,后来也放过几枝,但总是对于先「放冷箭」用「流言」的如陈源教授之辈,「请君入瓮」,也给他尝尝这滋味。不过虽然对于他们,也还是明说的时候多,例如《语丝》上的《音乐》就说明是指徐志摩先生,《我的籍和系》和《并非闲话》也分明对西滢即陈源教授而发;此后也还要射,并无悔祸之心。至于署名,则去年以来只用一个,就是陈教授之所谓「鲁迅,即教育部佥事周树人」就是。但在下半年,应将「教育部佥事」五字删去,因为被「孤桐先生」所革;今年却又变了「暂署佥事」了,还未去做,然而豫备去做的,目的是在弄几文俸钱,因为我祖宗没有遗产,老婆没有奁田,文章又不值钱,只好以此暂且糊口。还有一个小目的,是在对于以我去年的免官为「痛快」者,给他一个不舒服,使他恨得扒耳搔腮,忍不住露出本相。至于「流言」,则先已说过,正是陈源教授首先发明的专卖品,独有他听到过许多;在我呢,心术是看不见的东西,且勿说,我的躲在家里的生活即不利于作「捏……言」的枢纽。剩下的只有「幽默」问题了,我又没有说过这些话,也没有主张过「幽默」,也许将这两字连写,今天还算第一回。我对人是「骂人」,人对我是「侵犯了一言半语」,这真使我记起我的同乡「刑名师爷」来,而且还是弄著不正经的「出重出轻」的玩意儿的时候。这样看来,一面镜子确是该有的,无论生在那一县。还有罪状哩——

「他常常挖苦别人家抄袭。有一个学生钞了沫若的几句诗,他老先生骂得刻骨镂心的痛快,可是他自己的《中国小说史略》,却就是根据日本人盐谷温的《支那文学概论讲话》里面的『小说』 一部分。其实拿人家的著述做你自己的蓝本,本可以原谅,只要你在书中有那样的声明,可是鲁迅先生就没有那样的声明。在我们看来,你自己做了不正当的事也就罢了,何苦再去挖苦一个可怜的学生,可是他还尽量的把人家刻薄。『窃钩者诛,窃国者侯』 ,本是自古已有的道理。」

这「流言」早听到过了;后来见于《闲话》,说是「整大本的摽窃」,但不直指我,而同时有些人的口头上,却相传是指我的《中国小说史略》。

我相信陈源教授是一定会干这样勾当的。但他既不指名,我也就只回敬他一通骂街,这可实在不止「侵犯了他一言半语」。这回说出来了;我的「以小人之心」也没有猜错了「君子之腹」。但那罪名却改为「做你自己的蓝本」了,比先前轻得多,仿佛比自谦为「一言半语」的「冷箭」钝了一点似的。盐谷氏的书,确是我的参考书之一,我的《小说史略》二十八篇的第二篇,是根据它的,还有论《红楼梦》的几点和一张《贾氏系图》,也是根据它的,但不过是大意,次序和意见就很不同。其他二十六篇,我都有我独立的准备,证据是和他的所说还时常相反。例如现有的汉人小说,他以为真,我以为假;唐人小说的分类他据森槐南,我却用我法。六朝小说他据《汉魏丛书》,我据别本及自己的辑本,这工夫曾经费去两年多,稿本有十册在这里;唐人小说他据谬误最多的《唐人说荟》,我是用《太平广记》的,此外还一本一本搜起来……。其余分量,取舍,考证的不同,尤难枚举。自然,大致是不能不同的,例如他说汉后有唐,唐后有宋,我也这样说,因为都以中国史实为「蓝本」。我无法「捏造得新奇」,虽然塞文狄斯的事实和「四书」合成的时代也不妨创造。但我的意见,却以为似乎不可,因为历史和诗歌小说是两样的。诗歌小说虽有人说同是天才即不妨所见略同,所作相像,但我以为究竟也以独创为贵;历史则是纪事,固然不当偷成书,但也不必全两样。说诗歌小说相类不妨,历史有几点近似便是「摽窃」,那是「正人君子」的特别意见,只在以「一言半语」「侵犯」「鲁迅先生」时才适用的。好在盐谷氏的书听说(!)已有人译成(?)

中文,两书的异点如何,怎样「整大本的摽窃」,还是做「蓝本」,不久(?)就可以明白了。在这以前,我以为恐怕连陈源教授自己也不知道这些底细,因为不过是听来的「耳食之言」。不知道对不对?(盐谷教授的《支那文学概论讲话》的译本,今年夏天看见了,将五百余页的原书,译成了薄薄的一本,那小说一部份,和我的也无从对比了。广告上却道「选译」。措辞实在聪明得很。十月十四日补记。)

但我还要对于「一个学生钞了沫若的几句诗」这事说几句话;「骂得刻骨镂心的痛快」的,似乎并不是我。因为我于诗向不留心,所以也没有看过「沫若的诗」,因此即更不知道别人的是否钞袭。陈源教授的那些话,说得坏一点,就是「捏造事实」,故意挑拨别人对我的恶感,真可以说发挥著他的真本领。说得客气一点呢,他自说写这信时是在「发热」,那一定是热度太高,发了昏,忘记装腔了,不幸显出本相;并且因为自己爬著,所以觉得我「跳到半天空」,自己抓破了皮肤或者一向就破著,却以为被我「骂」破了。——但是,我在有意或无意中碰破了一角纸糊绅士服,那也许倒是有的;此后也保不定。彼此迎面而来,总不免要挤擦,碰磕,也并非「还不肯甘休」。

绅士的跳踉丑态,实在特别好看,因为历来隐藏蕴蓄著,所以一来就比下等人更浓厚。因这一回的放泄,我才悟到陈源教授大概是以为揭发叔华女士的剽窃小说图画的文章,也是我做的,所以早就将「大盗」两字挂在「冷箭」上,射向「思想界的权威者」。殊不知这也不是我做的,我并不看这些小说。「琵亚词侣」的画,我是爱看的,但是没有书,直到那「剽窃」问题发生后,才刺激我去买了一本Art of A. Beardsley来,化钱一元七。可怜教授的心目中所看见的并不是我的影,叫跳竟都白费了。遇见的「粪车」,也是境由心造的,正是自己脑子里的货色,要吐的唾沫,还是静静的咽下去罢。

太费纸张了,虽然我不至于娇贵到会发热,但也得赶紧的收梢。然而还得粘上一段大罪状——

「据他自己的自传,他从民国元年便做了教育部的官,从没脱离过。所以袁世凯称帝,他在教育部,曹锟贿选,他在教育部,『代表无耻的彭允彝做总长,他也在教育部,甚而至于『代表无耻的章士钊』 免了他的职后,他还大嚷『佥事这一个官儿倒也并不算怎样的「区区」』 ,怎样有人在那里钻谋补他的缺,怎样以为无足轻重的人是『慷他人之慨』 ,如是如是,这样这样……这像『青年叛徒的领袖』 吗?

「其实一个人做官也不大要紧,做了官再装出这样的面孔来可叫人有些恶心吧了。

「现在又有人送他『土匪』 的名号了。好一个『土匪』 。」

苦心孤诣给我加了上去的「土匪」的恶名,这一回忽又否认了,可见唾沫还是静静的咽下去好,免得后来自己舐回去。但是,「文士」别有慧心,那里会给我便宜呢,自然即代以自「袁世凯称帝」以来的罪恶,仿佛「称帝」「贿选」那类事,我既在教育部,即等于全由我一手包办似的。这是真的,从那时以来,我确没有带兵独立过,但我也没有冷笑云南起义,也没有希望国民军失败;对于教育部,其实是脱离过两回,一是张勋复辟时,一就是章士钊长部时,前一回以教授的一点才力自然不知道,后一回却忘却得有些离奇。我向来就「装出这样的面孔」,不但毫不顾忌陈源教授可「有些恶心」,对于「孤桐先生」也一样。要在我的面孔上寻出些有趣来,本来是没头脑的妄想,还是去看别的面孔罢。

这类误解似乎不止陈源教授,有些人也往往如此,以为教员清高,官僚是卑下的。真所谓「得意忘形」,「官僚官僚」的骂著。可悲的就在此,现在的骂官僚的人里面,到外国去炸大过一回而且做教员的就很多:所谓「钻谋补他的缺」的也就是这一流,那时我说「佥事这一个官儿倒也并不算怎样的『区区』 」,就为此人的乘机想做官而发,刺他一针,聊且快意,不提防竟又被陈教授「刻骨镂心」的记住了,也许又疑心我向他在「放冷箭」了罢。

我并非因为自己是官僚,定要上侪于清高的教授之列,官僚的高下也因人而异,如所谓「孤桐先生」,做官时办《甲寅》,佩服的人就很多,下台之后,听说更有生气了。而我「下台」时所做的文章,岂不是不但并不更有生气,还招了陈源教授的一顿「教训」,而且罪孽深重,延祸「面孔」了么?

这是以文才和面孔言;至于从别一方面看,则官僚与教授就有「一丘之貉」之叹,这就是说:钱的来源。国家行政机关的事务官所得的所谓俸钱,国立学校的教授所得的所谓薪水,还不是同一来源,出于国库的么?在曹锟政府下做国立学校的教员,和做官的没有大区别。难道教员的是捐给了学校,所以特别清高了?袁世凯称帝时代,陈源教授或者还在外国的研究室里,是到了曹锟贿选前后才做教授的,比我到北京迟得多,福气也比我好得多。曹锟贿选,他做教授,「代表无耻的彭允彝做总长」,他做教授,「甚而至于『代表无耻的章士钊』 做总长」,他自然做教授,我可是被革掉了,甚而至于待到那「甚而至于『代表无耻的章士钊』 」不做总长了,他自然还做教授,归国以来,一帆风顺,一个小钉子也没有碰。这当然是因为有适宜的面孔,不「叫人有些恶心」之故喽。看他脸上既无我一样的可厌的「八字胡子」,也可以说没有「官僚的神情」,所以对于他的面孔,却连我也并没有什么大「恶心」,而且仿佛还觉得有趣。这一类的面孔,只要再白胖一点,也许在中国就不可多得了。

不免招我说几句费话的不过是他对镜装成的姿势和「爆发」出来的蕴蓄,但又即刻掩了起来,关上大门,据说「大约不再打这样的笔墨官司」了。前面的香车既经杳然,我且不做叫门的事,因为这些时候所遇到的大概不过几个家丁;而且已是往「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复校纪念会」的时候了,就这样的算收束。

二月一日。